《武松》是一部以北宋年間的清河縣為背景的電視劇，主要講述了兄弟倆武大和武松之間的故事。武大是個忠厚老實的人，每天在街上賣炊餅。而武松則身材高大，喜歡舞槍弄棒。故事中，武松救下了逃命的孫二娘，并拜入少林寺學習武藝。與此同時，武大娶了美若天仙卻命運悲慘的潘金蓮為妻，夫婦倆搬到陽谷縣開始了平靜的生活。然而，武松學成歸來后，大鬧景陽岡，打死了危害一方的猛虎，引起了陽谷縣的轟動。兄弟重逢后，卻遭到了西門慶和王婆的毒害，武松為了祭奠兄長，殺了自己的嫂子，血濺鴛鴦樓。這部電視劇改編自《水滸傳》中的經典故事。

電視臺新拍了《武松》，除了殺人復仇的重頭戲，值得做文章的自然還是潘金蓮。過去的版本，早已經將其與西門大官人的“鬼混”做了種種解讀、反案，眼看發(fā)揮的空間越來越小，編導人員們只得生拉硬拽了幾場金蓮和武二之間的感情糾葛，筆法頗類韓劇。但《水滸傳》也罷，《金瓶梅》也罷，妙在結局都是潘金蓮之死。是以當代的作者們絞盡腦汁，也終于無法將那些星星的兩性之火化為燎原之勢，除非存心不想把故事說完全。于是，金蓮對武二郎縱然有萬般染過發(fā)、整過型的眼淚，末尾還是要乖乖鉆進大官人的被窩，要乖乖地毒死親夫。

戲演到這兒，我姥姥自然習慣性地罵一句：狗日的。

作為一名學習了不少當代文化理論的“青年學者”，面對這樣“暗黑的詛咒”，我自不免“啟蒙之心”陡然而生，向我的姥姥（當然是委婉地）普及了若干“學術常識”。無非是：金蓮是不幸婚姻制度的犧牲品，她的“失足”亦無非是壓抑和迫害的產物，我們可以譴責，但需抱以“理解之同情”。

我的姥姥——這位前社會主義紡織廠的食堂售貨員、幼兒園阿姨如此作答：

“她當然可憐，從小被賣到窯子里。但你再可憐，也不該殺人。要我說，武大才可憐。老實人一個，本分勞動，自給自足。只是因為個子矮，長得丑，就活該被弄死么？還是那么個死法?。ㄎ浯笞郊椴怀桑幢晃鏖T慶一腳重重地提在胸口，一病不起后，被死于潘金蓮和王婆假借喂藥之名，以砒霜灌入口中，燒斷腸胃，七竅流血，死時極為痛苦——筆者注）實在不行你可以遠走高飛么，毒死她男人，唉喲，虧她下得了手！”

末了，她喝了一口水，又重復了一句，“要我說，武大才可憐”。

我姥姥的一席話，讓“讀書讀傻了”的我隱約嗅到了“巨大的理論挑戰(zhàn)”。

當代中國，據說是一個“思想解放”時期的產物。在玫瑰色的一九八〇年代，人們從物質生活的困窘當中首先砸碎了思想上的“枷鎖”。一九八五年底，供職于四川自貢川劇團的“巴蜀鬼才”魏明倫，曾以新編歷史劇《潘金蓮》引發(fā)轟動，其影響波及海外。在“反封建”“反男權”的新歷史想象中，潘金蓮成為一個被翻新的符號，在“新時期”的文化意識形態(tài)當中扮演著隱蔽但顛覆性的角色。此后，在文人的筆下，金蓮一次次的脫衣，對武大脫，對武二脫，對大官人脫，對著自己在澡盆里脫。她那被想象出的姣美身體，是欲望與道德肉搏的武場。

與此對應的，是武大一次次的被殺。唯一吊詭是，在無窮的想象力中，他的死法從未改變：被毒死，被毒死，被毒死，以及被毒死……
在歷史翻案的粉墨登場中，身材短小的武大是一個沉默的犧牲者。犧牲給復仇的母題，欲望的旗幟，暴力的展演。

“要我說，武大才可憐。”

機械女性主義往往將潘金蓮視作寵兒，似乎以“性自由”或“愛自由”作為前提就可以削弱，甚至抵銷鴆殺武大本身所帶有的罪惡。在一種“超越男-女二元對立”的表皮之下，這種置換帶來了另一種危險：它忽視了“傷害”本身作為一個過程性的展開，其自身可以不斷地在“施害”與“被害”之間配置角色與劇情。被殺者的遺體并非平坦的排列于歷史的停尸間，而是依了后人的想象與趣味而被敲打成不同的裝置，源源不斷地生產著新的意義。

任何旨在讓“被侮辱與被傷害者”發(fā)聲的理論、實踐，都不能無視“惡”本身如苔蘚、潰瘍一般的附著和滲透。簡言之，在群體內部所發(fā)生的“被害”，因其帶有寄生環(huán)境的種種特性，極易為下一次的“施害”利用和奴役。潘金蓮尚且可以背負“蕩婦”“婊子”的外衣而釋放出攻擊性的力量進而從歷史的囚籠中掙脫出來，但身體“殘缺”且處于社會階層最下方的武大則毫無“使用價值”。而一切以武大為陪襯的復仇、縱欲、反叛，本質上都可能認同西門大官人的某些原則。聳人聽聞的翻案，也可作“鬼臉上的雪花膏”。

由是觀之，脫離了“武大的解放”，“潘金蓮的解放”便成無法構成真正的解放。對受難者的選擇和操弄，只能讓受難者再次被割喉。傷害有千萬種原由，但被害者的命運卻亙古以來翻不出太多的新花樣。對傷害的解釋不應自我加冕成為智識上的王者，因為傷害的發(fā)生機制遠比“解釋”更加富有生命力。在歷史祭壇之上，新鮮血液始終如注。

“要我說，武大才可憐。”

這篇影評有劇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