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是一部展現(xiàn)家庭關系和個人自由之間平衡的電影。故事講述了金智英過著幸福的家庭生活，但內(nèi)心卻充滿了壓抑和掙扎。她必須在婆婆、丈夫和女兒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導致她患上了心理疾病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鄭大賢決定和妻子一起接受心理咨詢。電影通過展現(xiàn)他們的心理成長和變化，讓觀眾思考家庭關系和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。金智英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，我們應該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內(nèi)心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和自由。這部電影通過真實而深刻的情感描寫，引發(fā)了觀眾對家庭和自我認同的思考。

最近微信公眾號、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韓國的風，這股風大概從李勝利事件開始興起，到幾天前雪莉自殺事件達到了頂峰，諸多大v或高流量公眾號搖身一變成韓國問題專家，共同營造出一種高度雷同的韓國國家形象——一個“被財閥和美國操控蹂躪的傀儡國家”。其春秋筆法難免令讀者產(chǎn)生幻覺，仿佛“財閥”或“美國”是解釋所有韓國問題本質的終結理論，繼而一改以前對韓國社會的漠不關心轉向積極嘲諷。

幾天前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發(fā)布了一條名為“韓國娛樂圈需要的不是女權，而是社會主義的鐵拳”的視頻，嘲諷韓國女性地位低下，中國還能討論“什么是健康的兩性關系”、“什么是直男癌”，而韓國人卻毫無作為，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權，而是“社會主義的鐵拳”，底下評論一片叫好贊同，“財閥”、“殖民地”再次成為高頻詞匯。如此權威平臺發(fā)布如此低級視頻，引來如此多共鳴，不難想象任由這股風氣吹下去，中國普通民眾將形成一種如何扭曲的韓國觀。

在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上映之際，我決定談談韓國女性地位問題、近些年來韓國社會的厭女、仇女問題及女權運動，在鋪天蓋地的“偽真相”中，發(fā)出一點微弱的聲音，亦為大家觀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。

討論韓國女性地位問題，需追溯到韓國近代女性最初登場的時期，也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近代轉換期。隨著近代開化思想傳入朝鮮半島，俞吉濬等啟蒙知識分子開始討論女性的教育問題，主張女性應接受教育，肩負起生產(chǎn)民族下一代、教育國民的責任，以“母親”和“妻子”的身份，也就是“賢母良妻”成為民族的一份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賢母良妻”或“賢妻良母”常被誤解為一種儒家傳統(tǒng)女性美德，然而這卻是一個現(xiàn)代概念?！百t妻良母”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認婦女作為國家一員的政治權利，通過確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，將其從嚴格由男性主導的等級制度中扮演母親、妻子、兒媳角色的前現(xiàn)代習俗中解放了出來。在啟蒙知識分子的眼中，“良妻”是男性的伴侶以及操持家務的主管，“賢母”是為了養(yǎng)育更好的國民，實現(xiàn)富國強兵。換言之，“賢妻良母”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義，而非儒家家庭倫理——這是“賢母良妻”與傳統(tǒng)女性的根本區(qū)別所在，然而兩者的相似之處，則在于均將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圍，并肯定父權。

1910年韓國進入日據(jù)時期后，“賢母良妻”論成為了殖民當局培養(yǎng)順從統(tǒng)治的忠誠女性的手段。殖民地男性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思想驅使下，熱衷于將女性推崇為民族的象征，在現(xiàn)實中卻仍將后者捆綁在傳統(tǒng)父權壓迫地位，借此遮蔽殖民地“男性”的缺席與無能。

換句話說，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，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在“保存民族固有主體性”的名義下被正當化了，這使得在對待女性的態(tài)度上，帝國主義與父權社會形成了一種共謀?！百t母良妻”仍是該時期韓國男性對理想女性的規(guī)范，接受現(xiàn)代教育并日漸覺醒的新女性則令其產(chǎn)生抗拒感與反感，其反作用便是對傳統(tǒng)女性的贊美，及對以女學生為代表的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。在當時男性知識分子占多數(shù)的輿論界，后者時常被刻畫成虛榮、輕浮、奢侈、墮落的形象。

1937年中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韓國成為了“總后（方）”，多數(shù)韓國女性在“賢母良妻”的教誨下，遵循軍國主義對母性的需求，期待通過將子女獻給皇軍、參與生產(chǎn)勞動、保障戰(zhàn)爭后勤來成為“帝國國民”的一份子，她們也因而被“尊稱”為“總后夫人”。

光復后，尤其在由軍事政權推動的現(xiàn)代化建設中，韓國對國民的動員是高度性別化的。在冷戰(zhàn)對峙格局下，國家安保的重任壓在每一個成年男性之上，他們通過義務兵役制、退伍后參與以重工業(yè)為主的經(jīng)濟建設而直接成為了現(xiàn)代化的“主力軍”，而女性則通過參與新村運動及計劃生育運動，以家庭主婦的角色間接參與到現(xiàn)代化建設中，這種性別化的動員機制形成了一種“保護者、撫養(yǎng)生計者=男性”與“家務勞動、養(yǎng)育子女者=女性”之性別社會分工，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續(xù)至今。

經(jīng)由上述簡要勾勒，可知韓國自近代以來，女性未曾有機會作為運動主體開展過婦女解放運動，從“賢母良妻”到“新女性”的污名化，從“總后夫人”到“家庭主婦”，女性主義從來被民族主義、帝國主義（軍國主義）、冷戰(zhàn)、性別化的現(xiàn)代化動員機制所牢牢壓制或統(tǒng)攝，其結果是，婦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“民族大義”、“大東亞共榮”、“經(jīng)濟建設大業(yè)”、“民主主義”等所謂“更重要”“更緊迫”的宏大議題所擱置——這便是當代韓國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，而絕非單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觀念的禁錮。

回到當代韓國。

首先，厭女（misogyny）現(xiàn)象不是新鮮事，不是韓國特色，亦非東亞特產(chǎn)?？v觀人類歷史的絕大部份時期，在大多數(shù)地區(qū)，女性都是所屬或交換的對象，這是一個世界問題，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偏見。按照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的定義，“厭女”是男性為了維持自身的主體性和優(yōu)越性，而將女人置于客體，將女人“他者化”，并加以蔑視的一種意識。在上野《厭女：日本的女性厭惡》一書的譯后記中，譯者用了一句民間俗語清晰地解釋何為對女性的“他者化”，那就是，“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裳”——男性同為主體而結成“手足”同盟，而女性則是不可缺少卻終究屬于物品的“衣裳”。

在當代韓國社會， “厭女”超越意識范疇、成為一種社會現(xiàn)象興起，始于本世紀初。在上世紀，通過發(fā)動軍事政變上臺的樸正熙，為了補償義務服兵役的男性為國家的付出，自1961年起，政府曾對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務員考試、企業(yè)面試等多種重要考試中給予5%的加分，然而1999年12月23日，憲法法院宣判該加分制度“違憲”，并于2001年正式將其撤銷。

當時正值韓國剛走出金融危機、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的初期，隨著企業(yè)雇傭靈活化制度的推行，就業(yè)難、失業(yè)問題成為了社會常態(tài)。加分制度的取消，加劇了男性的就業(yè)壓力，部分人開始將矛頭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權主義者，斥責后者借犧牲男性來追逐私利。此后，韓國相繼出臺了廢除戶主制度、性暴力/家庭暴力特別法、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權益的政策，愈發(fā)加深了男性“特權”的被剝奪感，厭女氣氛因而彌漫開來。

厭女情緒最初盤踞在匿名的網(wǎng)絡空間，形成了一種頗為主流的敘事框架——“作為被害者的男性” vs “作為加害者與剝削者的女性”，前者辛苦服役、保家衛(wèi)國，后者則安于享樂、過度爭取女權。近兩年“Me Too”運動興起，女性對性騷擾、性暴力的反抗，復又激發(fā)了前者的被害意識，在反對me too的言論中，被侵犯女性時常被描繪成誘騙純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。

臭名昭著的極右網(wǎng)絡社區(qū)“日佳??”是生產(chǎn)厭女情緒的大本營。該網(wǎng)絡社區(qū)成員多為年輕男性，在現(xiàn)實世界中，他們多為店員、快遞員、學生、無業(yè)人員等，其中不乏文靜、彬彬有禮之士，然而在網(wǎng)絡世界中，卻化身為語言暴力分子，大肆發(fā)表歧視憎惡女性、左翼人士（尤其是已故總統(tǒng)盧武鉉）、全羅道居民、外國勞工及一切社會弱勢群體的言論。

有學者指出，在韓國這樣一個尤為強調“男子氣概”的文化中，身處霸權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競爭中落敗，往往會轉化為對比自己更為弱勢群體的歧視與憤怒。這種心理不難理解，用魯迅的話來講，便是“勇者憤怒，抽刀向更強者；怯者憤怒，卻抽刀向更弱者。”

隨著“日佳”成員的不斷擴大，其影響力也從線上轉向線下，制造了諸多超越常識、令人發(fā)指的“事跡”——光州民主化運動33周年前后，上傳大量侮辱民主化運動犧牲者遺體的照片；世越號沉船事件后，在絕食抗議的遇害者家屬面前舉辦嘲弄式的“暴食行動”；將日據(jù)時期慰安婦斥為“性買賣婊”……

“日佳”最突出的傾向是厭女，并創(chuàng)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惡網(wǎng)絡用語，如上文視頻中提到的“媽蟲”（家庭主婦），以及各種“XX婊”：“大醬婊???”（奢侈品愛好者）、“泡菜婊???”（虛榮的女性）、“狗屎婊???”（自私的女性）、“啊不知道婊????”（無知無邏輯的女性）、“逼婊???”（所有女性）等等（相比之下，我國特產(chǎn)“綠茶婊”算得上小清新了）。

厭女情緒在2016年韓國民眾反對樸槿惠政權的燭光集會中再次發(fā)酵。作為韓國史上第一任女性總統(tǒng)，樸槿惠本人并未成為推動韓國社會男女平等的踐行者，反而由于崔順實干政事件，印證并加固了“女人不能從政”的偏見。燭光集會上許多海報與歌曲對樸槿惠的批判，往往并不指向其作為“總統(tǒng)”的失職，而將其刻畫為一個虛榮的整形美容愛好者、無理性的消費狂、放任世越號沉沒的無腦且無責任心的“女人”——一個“日佳”成員口中典型的“泡菜婊”。

諷刺的是，“燭光革命”最初由韓國“最女權”的高等學府梨花女子大學學生的頑強斗爭所引爆，然而在后來曠日持久的集會中，卻頻頻爆出女性被趁亂性騷擾的問題，這令女權主義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會，并單獨辟出一塊女性專屬的場地集會——女性在呼吁民主主義的廣場中不得不為了自身安全，而與外界劃清界限，這是對民主主義本身的諷刺，廣場革命終究仍是男性的專有物。

“燭光革命”最終勝利了，2017年3月樸槿惠遭彈劾，在旋即舉行的總統(tǒng)選舉中，文在寅陣營格外著重刻畫文在寅陽剛的男性氣質，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賢內(nèi)助的女性特質，這不得不說是又一種諷刺。

對于韓國而言，女權主義運動是一場遲來的婦女解放運動。其抗爭對象是近代以來未曾真正動搖的儒家禮教規(guī)范，是社會長久累積下來對女性日常的嫌惡與仇視，是排斥或邊緣化女性的新自由主義勞動市場，以及消費女性的流行文化。

正如厭女情緒最初興起于網(wǎng)絡空間，韓國女權主義運動最初的戰(zhàn)場也是網(wǎng)絡。網(wǎng)絡女權主義者活躍在與“日佳”戰(zhàn)斗的第一線，展開了對網(wǎng)絡上蔓延的厭女、仇女現(xiàn)象的抵抗性反擊(strike back)。

女權主義運動在現(xiàn)實空間全面興起的契機，是2016年發(fā)生的江南站殺人事件。一名20多歲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號出口附近商街的衛(wèi)生間內(nèi)，被一名陌生男性殺害，被殺原因是，“因為她是女人”。這一事件令長期潛伏在網(wǎng)絡空間的厭女現(xiàn)象浮出水面，事后，江南站10號出口前貼滿了呼吁正視厭女現(xiàn)象的海報與市民留言，女權主義也因而從線上走向街頭，從精英討論擴散至大眾議題。小說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亦出版于此時。

2018年是女權運動高潮迭起的一年。首先，興起于美國的“Me Too”運動席卷韓國，從司法領域迅速蔓延至政界與文化藝術領域，并最終進入校園，涉及范圍之廣，前所未有。令公眾重新審視從來被默認為“正?！钡男则}擾，尤其是權力型性騷擾。

5月，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，6萬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議無處不在的偷拍，此次游行成為了韓國史上規(guī)模最大的女性游行。反抗社會對女性外貌規(guī)范的“脫下塑身衣????”、“不穿胸衣no bra”運動也同時興起，許多年輕女性丟棄或毀壞化妝品、素顏、甚至不穿胸衣上街（已故的雪莉便是該運動的踐行者）。

11月，受到兩年前波蘭女性反墮胎罪的黑色抗爭的啟示，為對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對終止妊娠手術（墮胎）的處罰規(guī)定，首爾舉行了大規(guī)模的“黑色示威”，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裝、舉黑色標語牌“如果墮胎有罪，那么罪人是國家”，反對墮胎罪、捍衛(wèi)女性權利。

這場席卷韓國的女權運動，展現(xiàn)了女性改變社會的力量，亦展現(xiàn)了年輕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經(jīng)驗之上的姐妹連帶，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于梨花女大畢業(yè)生聲援在校生抗爭時的那句：

“別害怕，姐姐來了。”

韓國社會亦隨之悄然發(fā)生著變化。女性內(nèi)衣廣告開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；衛(wèi)生巾廣告不再沿用以往對女性生理期隱晦的稱謂（如，“魔法的那幾天”），而直言“生理期”，并在示意視頻中，放棄藍色液體改用紅色液體。

新聞女主播在直播時戴起了框架眼鏡，力圖改變“男主播可以戴眼鏡，女主播不可以”的偏見。

對于韓國而言，年輕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剛剛開始，女權運動是當下的進行時，對于中國而言，也絕非完成時。

相對而言，中國之所以能夠比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、韓更為徹底地推進男女平等，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間激進的反傳統(tǒng)主義思潮。因而中國近代的女權運動具有鮮明的“男性主導女權主義”的特征，男性知識分子積極推動婦女解放，源自其對傳統(tǒng)女性所象征的作為“萬惡之源”（傅斯年語）的儒家家庭制度與傳統(tǒng)思想的不妥協(xié)態(tài)度，因而將女性從傳統(tǒng)家庭中的解放視為衡量中國現(xiàn)代化的指標，女性主義因此成為了民族現(xiàn)代化話語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。

后來在亡國危機中，中國女性在救亡圖存的動員之下直接參與救國運動，解放后，在“婦女能頂半邊天”的口號下參與社會主義建設，終將五四時期提出的“婦女解放”話語落實到現(xiàn)實。

以上歷史過程難免令人產(chǎn)生“中國女權高于日韓”的幻覺，甚至沾沾自喜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“被動”、而非“主動”發(fā)生的，是來自自上而下的精英、國家的推動與動員，而非自下而上的覺醒。這意味著，如果未來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動力（抑或這種動力發(fā)生轉向），或面臨經(jīng)濟危機，失業(yè)情況加劇，中國女性地位極有可能面臨大幅崩塌。

回到最開始提到的視頻。對于中國而言，目前與日、韓同屬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墊底的國家，我們有何立場嘲笑鄰國？

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在韓國上映了。金智英是80后韓國女性最常見的名字。

期待這部反映當代韓國女性所遭受的“無差別”性別歧視的作品，能夠成為一面鏡子，照到他們，也照到我們自己。

作者申明：本文原創(chuàng)，謝絕挪用。若轉載此文，請文首尾標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鏈接，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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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于不少豆友對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質疑，建議質疑之前，先移步世界經(jīng)濟論壇網(wǎng)站 http://reports.weforum.org/global-gender-gap-report-2018/ 研究一下其測算標準、數(shù)據(jù)來源與權威性（順便說一下，2018年的報告中國排名又掉了三位，排名第103位；韓國更低，排名第115位），莫僅依憑個人主觀經(jīng)驗張口便說“這排名有問題”。另外，列舉該表的目的，并非為了證明“中國女性地位低”，而是為了說明“中國女性地位并沒有我們（或你們）所想得那么高”，尤其須反駁評論中出現(xiàn)的此種言論：“中國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國家，沒有之一”。

對于質疑僅憑一個排名缺乏說服力的豆友，由于主題篇幅所限，我無意針對中國女性地位問題展開進一步論述，相關學術論述汗牛充棟，權且推薦一篇今日讀到的文章：《女性受害事件背后：暴力、權力與要求順服的無形之網(wǎng)》https://m.jiemian.com/article/3768233.html。在該文中，作者提到：“當只考慮男性自殺率時，中國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排名跌到146位，然而如果只對女性自殺比率排名，中國則躍身為全球第19位。此外，還有一個統(tǒng)計上更值得注意的現(xiàn)象：幾乎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(qū)中，男性自殺比率都遠遠高于女性，唯獨我國，女性自殺比例高于男性。對此學界的解釋是，這與中國社會家庭結構中的矛盾相關，包括婆媳沖突、男性家暴，以及性暴力等方面?！?/p>

再次重申我的觀點：不可懷著莫名優(yōu)越感鄙視男女不平等之鄰國，而應以后者為鏡，照到我們未經(jīng)審視與反省的性別偏見，以及居安思危，守住來之不易、業(yè)已獲得的一些平等。

如同這部電影一樣，本文無意挑起所謂“性別戰(zhàn)爭”，借用20世紀初中國第一代女權主義者何殷震（1886-？）的話，“故今日之女子，與其對男子爭權，不若盡覆人治，迫男子盡去其特權，退與女平”——女權斗爭并非追求女性凌駕于男性之上，或擁有與男性相同的特權，而是為了讓男性再無壓迫女性的特權。

與諸君共勉。